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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記者陳慧玲∕台北）荷蘭人房龍（Hendrik William van Loon 1882-1944）於1921年出版了「人類的故事」一書，從此飲譽全球，歷數十年不衰。「人類的故事」我讀過兩遍，但兩次閱讀經驗中，最激勵我心的都是該書的「前言」，其實「人類的故事」就是一本比較通俗易懂、文字睿智的世界通史，在房龍的「人類的故事」之後，雖不乏更優秀之作，然而該書的前言卻是一篇百嚼不厭的精彩散文。
房龍在「人類的故事」前言中，描寫他少年時代在荷蘭鹿特丹鄉下的一段心靈成長經驗，十二、三歲時，他的舅舅帶他到鹿特丹老聖勞斯教堂的鐘樓頂上去，教堂司事拿著一把大鑰匙打開通往塔頂大鐘的神秘大門，房龍一層層拾級而上，也不知多少層之後，到了塔頂，眼前豁然開朗、遺世而立，頭上是高遠的碧空，腳下是火柴盒般的城市，人們像螞蟻似地匆匆來去。當下，房龍有一種奇妙的感受，他稱之為「可聽見的寂靜」，他形容這是他對這個遼闊世界的第一瞥，塔頂的大鐘寂寞又莊嚴地俯瞰著鹿特丹鄉疇，彷彿回憶過往六百年的歡樂與哀愁，在這高處，從腳底升起一股涼意衝進他的腦海，讓他油然而生一種歷史感、一種世界觀，他感受到：「歷史是一座雄偉壯麗的經驗之塔，它是時間在無盡的、逝去的歲月中，苦心搭建起來的，要登上這座古老建築的頂端去一覽眾山，並非易事」。這趟鐘樓經驗，帶給房龍的感動讓他一生受用不盡，畢生致力於大歷史的撰述。
我也有過一次登臨鐘塔的經驗，那是一次跟世界級公司商談生意的機緣，我來到瑞士蘇黎士（Zurich）郊外的小城蘇克（Zug），開會前後之間的空檔，我們向小城警局借了上鐘樓的鑰匙，拾階而上，約六、七層樓高，但已是小城近郊的最高點，打開窗子，野風朔大，一頭如鏡子般平和的藍藍湖景，綴著點點白帆，另一頭紅瓦田田展開，盡是民宅，遠處可見阿爾卑斯山脈系的白朗峰（Mont Blanc）山巔皚皚白雪，景色秀麗，如月曆所見的瑞士風景歷歷在目，然而如此視界，並沒有激起我有如房龍似的感動，我想，我的感動曾經滄海，太深刻了，任何新的感動都再難為水了。
那是一次不經意的工廠之旅，走過車間不起眼的自動門，突然，四十年製造業的圖像排山倒海似地湧過來，八十米長、四十八米寬的工廠裏，接近四千平米的廠房內，成千上萬的操作員肅穆莊嚴，彷彿進行一項宗教儀式，全廠除了沉悶的履帶轉動聲音外別無雜音，我彷彿登上房龍的鐘樓，感受到過往四十年台灣製造業的歡樂與危機，我彷彿被舉到半空中，看著男男女女靜靜地工作，突然了解了台灣產業的美麗與哀愁。
感動是一種很個別化的體驗，一個人眼中稀鬆平常的事，在特定時空、特定心情下，卻會讓另一個人感動涕零。感動是一帖奇妙的藥方，會讓人下定決心，生死與之，也會激勵人心，讓人無怨無悔。革命時，領袖身先士卒會讓群眾感動，願意跟著出生入死，企業艱困時，業主整天不眠不休誠懇待人，會讓員工感動，願意放棄其他機會同甘共苦。
我讀過不少管理書籍，大抵談的不外乎效益及策略之設定與落實，鮮少觸及個人心靈的層次。好的策略會讓人產生認同，高的效益會使人有成就，認同與成就都是較功利導向的；感動則是更高一層的管理藝術，感動的經驗必須透過媒介，鐘樓上遼闊的視野、車間內肅穆莊嚴的大格局都是一種媒介，這些媒介共同的特徵就是格局大，感動的經驗不必然有房龍似的震撼感，但一定是超越理性的心靈經驗，不像認同與成就那麼方方正正。
感動的經驗也不必然是戲劇化的，它可能是下意識不知不覺中形成的。你覺得你是台灣人，敢為台灣辯護、敢為台灣死，當有人玷污了她的名字與尊嚴，你願意放下一切為她申冤、為她犧牲，這必然是有過下意識的感動經驗才得以致之。成就感使人願意來上班，沒有成就感，每個星期一都是藍色星期一；認同使人能夠堅持，對的策略，對的老闆才能產生認同，才能激勵員工共同渡過難關開創新局。然而，唯有感動才能讓人願為之死為之活，把企業當自己的企業，忠心耿耿不眠不休成為企業的死忠部隊。
在群眾運動中，我們很容易區別出死忠部隊，深藍、深綠、深紅，都不缺願為之生、為之死、為之焚的死忠份子，是成就感或認同感讓人們願意做如此大的犧牲嗎？恐怕不是，沒有特殊的情感是不可能的。這種特殊的情感經驗就是一種感動的經驗。感動是盲目的，不講求效益也不在乎形象，排他而且悲壯，當希特勒風靡德國時，當神風特攻隊御空而飛時，既盲目、悲壯、又排他。
我看過不少讓人有成就感的企業，也看過不少讓人認同的企業，但真能讓人感動的企業就鳳毛麟角了。企業體的規模愈大，愈易失去員工的感動，有的只是制度，冷冰冰的制度下，能產生成就感就不錯了，談認同更不容易了，何來感動之有？感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必須要有明確的對象，一片大好江山，一個偉大的領導者，一席賺人熱淚的演講，都是感動投射的對象。為何群眾運動動輒十萬人、百萬人響應，願意為之生為之死、不求名不求利呢？凱達格蘭大道上，多少這樣的死士呢？然而企業供你吃、供你住、供你成長，卻無法讓你自動願意為之生為之死，不但如此，更多的是毫無感恩，只求從企業多爭一點不勞而獲的利益之士；為何我們很難找到願意自動降薪陪企業走過艱困日子的員工，而同樣的員工卻願意犧牲自己、自掏腰包，風中來雨中去地靜坐示威怒吼呢？
最近戰鼓咚咚，有人硬要擠出一個革命的世代，媒體上演著揭竿起義的戲碼，人們交錢排隊進場去怒吼，如果不是那種觸動神經末稍的感動經驗，支撐著台上的英雄以及台下的群眾，怎會有如此不計功利，盲目又悲壯的隊伍呢？有誰願意為他的企業，那他薪水、他昇遷、給他機會、給他成長、給他飽暖到思淫慾的企業，同樣死忠的表現呢？
有感動才有獻身，房龍一生獻身於大歷史的撰述，乃源由自鹿特丹那次鐘樓頂的感動，獻身可以像房龍這樣不慍不火鍥而不捨五十年，然而比較多的獻身是如火山爆發似地水裏來火裏去，捐家輸身甚至死而後已。在群眾運動中，很容易看到獻身的熱情，要發掘出獻身的群眾，必須遠離小利小益，能呼召群眾的是道德及理想的高超情操，不是利益。群眾運動大都由「恨」出發，恨才能激發瞬間能量，演出悲壯的戲碼激發群眾的情緒；「愛」的能量綿延長久，但卻無法呼召群眾放下手邊的工作去圍城，去為理想而獻身、甚至捐軀，為工作、為公司、為企業捐軀者，贏得的榮譽不過公而忘私、積勞成疾等等八股，等而下之者，更有企業害怕麻煩纏身，硬打成意外死亡、痼疾發作等推諉藉口。
台灣的企業由早年的家族企業漸漸轉型為中小企業，近年少數企業更因緣際會逐漸展現大型企業的雄姿，而僱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也漸漸由所謂的「僱傭關係」，轉變為老闆及夥計關係，進而成為董事長與基層員工的關係；企業規模大了，企業主與員工之間的距離也拉大了，員工與企業之間講究的是冷冰冰的契約關係，或是極度個人導向的生涯發展機會與獎金紅利思維。企業火紅時，努力爭取加入賺取紅利，企業困難時，毫無感情地下堂求去，順便帶走一掛人以求悅於新僱主。
企業平時既無感動員工的作為，危急時員工亦無獻身相挺的忠誠。所羅門王說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，會讓員工感動的企業如果存在，那可就是一個例外了！例外如果出現，就叫奇蹟。聖經裏描述過一個奇蹟，有個人名叫拉撒路，他們姐弟是耶穌的摯友，拉撒路生了重病，耶穌到達他家時他已經死亡多時，然而耶穌卻「呼叫」他起來，於是奇蹟出現了，人們認定已死的拉撒路竟然真的從死裏復活了。
台灣的主體產業製造業，四十年來疲態已現，她的願景、她的獲利能力、她對員工生涯成長的許諾，已如強弩之末缺乏感動，員工每日行走於企業之內，多的是行屍走肉，如同拉撒路一樣，從眾人的眼光看，拉撒路已死亡多時，能讓他活過來的只有靠耶穌的呼叫了。二千年前耶穌的呼叫，具有上帝的權柄，擁有極大的盼望，才使拉撒路死而復生；今天台灣製造業所能等到的呼叫，是全球品牌的經營嗎？今天我們有Acer，明天是否會有更大更美的BenQ呢？但別忘了過去我們也曾有過Kennex的由炫而寂；還是全球規模呢？就如謠言所傳的，廣達併入鴻海吧！成就年營收六百億美元的格局，是否就能超越得過今日Flextronics、Solectron、Jabil等世界級同質公司的痛苦呢？或者是全面三通經營中國呢？歷史一再證明，五胡也罷、女真也好、蒙古亦然，想經營大漢土地的外來經濟體與文化體，最後沒有一個不被同化吸收的，或許這才是回到原點，大家所樂見的結局！但我們都已同意這樣的思維嗎？還是一步步不由自主地走上這個結局呢？
拉撒路原也是兩腳一蹬、一死了之的，吹皺一池春水的倒是耶穌的呼叫，按聖經的記載研判，拉撒路以及拉撒路的家人，原也沒有期盼耶穌的呼叫會叫回拉撒路的生命的；看著群眾高舉道德的大旗，動不動以癱瘓台灣經濟作為道德至上的代價，有時候也會這麼想，管他是房龍的鐘樓，還是耶穌的呼叫，電視關掉、兩耳一掩，就由他去亂吧！不然難道要學班固投筆從戎？
房龍在「人類的故事」前言中，描寫他少年時代在荷蘭鹿特丹鄉下的一段心靈成長經驗，十二、三歲時，他的舅舅帶他到鹿特丹老聖勞斯教堂的鐘樓頂上去，教堂司事拿著一把大鑰匙打開通往塔頂大鐘的神秘大門，房龍一層層拾級而上，也不知多少層之後，到了塔頂，眼前豁然開朗、遺世而立，頭上是高遠的碧空，腳下是火柴盒般的城市，人們像螞蟻似地匆匆來去。當下，房龍有一種奇妙的感受，他稱之為「可聽見的寂靜」，他形容這是他對這個遼闊世界的第一瞥，塔頂的大鐘寂寞又莊嚴地俯瞰著鹿特丹鄉疇，彷彿回憶過往六百年的歡樂與哀愁，在這高處，從腳底升起一股涼意衝進他的腦海，讓他油然而生一種歷史感、一種世界觀，他感受到：「歷史是一座雄偉壯麗的經驗之塔，它是時間在無盡的、逝去的歲月中，苦心搭建起來的，要登上這座古老建築的頂端去一覽眾山，並非易事」。這趟鐘樓經驗，帶給房龍的感動讓他一生受用不盡，畢生致力於大歷史的撰述。
我也有過一次登臨鐘塔的經驗，那是一次跟世界級公司商談生意的機緣，我來到瑞士蘇黎士（Zurich）郊外的小城蘇克（Zug），開會前後之間的空檔，我們向小城警局借了上鐘樓的鑰匙，拾階而上，約六、七層樓高，但已是小城近郊的最高點，打開窗子，野風朔大，一頭如鏡子般平和的藍藍湖景，綴著點點白帆，另一頭紅瓦田田展開，盡是民宅，遠處可見阿爾卑斯山脈系的白朗峰（Mont Blanc）山巔皚皚白雪，景色秀麗，如月曆所見的瑞士風景歷歷在目，然而如此視界，並沒有激起我有如房龍似的感動，我想，我的感動曾經滄海，太深刻了，任何新的感動都再難為水了。
那是一次不經意的工廠之旅，走過車間不起眼的自動門，突然，四十年製造業的圖像排山倒海似地湧過來，八十米長、四十八米寬的工廠裏，接近四千平米的廠房內，成千上萬的操作員肅穆莊嚴，彷彿進行一項宗教儀式，全廠除了沉悶的履帶轉動聲音外別無雜音，我彷彿登上房龍的鐘樓，感受到過往四十年台灣製造業的歡樂與危機，我彷彿被舉到半空中，看著男男女女靜靜地工作，突然了解了台灣產業的美麗與哀愁。
感動是一種很個別化的體驗，一個人眼中稀鬆平常的事，在特定時空、特定心情下，卻會讓另一個人感動涕零。感動是一帖奇妙的藥方，會讓人下定決心，生死與之，也會激勵人心，讓人無怨無悔。革命時，領袖身先士卒會讓群眾感動，願意跟著出生入死，企業艱困時，業主整天不眠不休誠懇待人，會讓員工感動，願意放棄其他機會同甘共苦。
我讀過不少管理書籍，大抵談的不外乎效益及策略之設定與落實，鮮少觸及個人心靈的層次。好的策略會讓人產生認同，高的效益會使人有成就，認同與成就都是較功利導向的；感動則是更高一層的管理藝術，感動的經驗必須透過媒介，鐘樓上遼闊的視野、車間內肅穆莊嚴的大格局都是一種媒介，這些媒介共同的特徵就是格局大，感動的經驗不必然有房龍似的震撼感，但一定是超越理性的心靈經驗，不像認同與成就那麼方方正正。
感動的經驗也不必然是戲劇化的，它可能是下意識不知不覺中形成的。你覺得你是台灣人，敢為台灣辯護、敢為台灣死，當有人玷污了她的名字與尊嚴，你願意放下一切為她申冤、為她犧牲，這必然是有過下意識的感動經驗才得以致之。成就感使人願意來上班，沒有成就感，每個星期一都是藍色星期一；認同使人能夠堅持，對的策略，對的老闆才能產生認同，才能激勵員工共同渡過難關開創新局。然而，唯有感動才能讓人願為之死為之活，把企業當自己的企業，忠心耿耿不眠不休成為企業的死忠部隊。
在群眾運動中，我們很容易區別出死忠部隊，深藍、深綠、深紅，都不缺願為之生、為之死、為之焚的死忠份子，是成就感或認同感讓人們願意做如此大的犧牲嗎？恐怕不是，沒有特殊的情感是不可能的。這種特殊的情感經驗就是一種感動的經驗。感動是盲目的，不講求效益也不在乎形象，排他而且悲壯，當希特勒風靡德國時，當神風特攻隊御空而飛時，既盲目、悲壯、又排他。
我看過不少讓人有成就感的企業，也看過不少讓人認同的企業，但真能讓人感動的企業就鳳毛麟角了。企業體的規模愈大，愈易失去員工的感動，有的只是制度，冷冰冰的制度下，能產生成就感就不錯了，談認同更不容易了，何來感動之有？感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必須要有明確的對象，一片大好江山，一個偉大的領導者，一席賺人熱淚的演講，都是感動投射的對象。為何群眾運動動輒十萬人、百萬人響應，願意為之生為之死、不求名不求利呢？凱達格蘭大道上，多少這樣的死士呢？然而企業供你吃、供你住、供你成長，卻無法讓你自動願意為之生為之死，不但如此，更多的是毫無感恩，只求從企業多爭一點不勞而獲的利益之士；為何我們很難找到願意自動降薪陪企業走過艱困日子的員工，而同樣的員工卻願意犧牲自己、自掏腰包，風中來雨中去地靜坐示威怒吼呢？
最近戰鼓咚咚，有人硬要擠出一個革命的世代，媒體上演著揭竿起義的戲碼，人們交錢排隊進場去怒吼，如果不是那種觸動神經末稍的感動經驗，支撐著台上的英雄以及台下的群眾，怎會有如此不計功利，盲目又悲壯的隊伍呢？有誰願意為他的企業，那他薪水、他昇遷、給他機會、給他成長、給他飽暖到思淫慾的企業，同樣死忠的表現呢？
有感動才有獻身，房龍一生獻身於大歷史的撰述，乃源由自鹿特丹那次鐘樓頂的感動，獻身可以像房龍這樣不慍不火鍥而不捨五十年，然而比較多的獻身是如火山爆發似地水裏來火裏去，捐家輸身甚至死而後已。在群眾運動中，很容易看到獻身的熱情，要發掘出獻身的群眾，必須遠離小利小益，能呼召群眾的是道德及理想的高超情操，不是利益。群眾運動大都由「恨」出發，恨才能激發瞬間能量，演出悲壯的戲碼激發群眾的情緒；「愛」的能量綿延長久，但卻無法呼召群眾放下手邊的工作去圍城，去為理想而獻身、甚至捐軀，為工作、為公司、為企業捐軀者，贏得的榮譽不過公而忘私、積勞成疾等等八股，等而下之者，更有企業害怕麻煩纏身，硬打成意外死亡、痼疾發作等推諉藉口。
台灣的企業由早年的家族企業漸漸轉型為中小企業，近年少數企業更因緣際會逐漸展現大型企業的雄姿，而僱主與員工之間的關係也漸漸由所謂的「僱傭關係」，轉變為老闆及夥計關係，進而成為董事長與基層員工的關係；企業規模大了，企業主與員工之間的距離也拉大了，員工與企業之間講究的是冷冰冰的契約關係，或是極度個人導向的生涯發展機會與獎金紅利思維。企業火紅時，努力爭取加入賺取紅利，企業困難時，毫無感情地下堂求去，順便帶走一掛人以求悅於新僱主。
企業平時既無感動員工的作為，危急時員工亦無獻身相挺的忠誠。所羅門王說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，會讓員工感動的企業如果存在，那可就是一個例外了！例外如果出現，就叫奇蹟。聖經裏描述過一個奇蹟，有個人名叫拉撒路，他們姐弟是耶穌的摯友，拉撒路生了重病，耶穌到達他家時他已經死亡多時，然而耶穌卻「呼叫」他起來，於是奇蹟出現了，人們認定已死的拉撒路竟然真的從死裏復活了。
台灣的主體產業製造業，四十年來疲態已現，她的願景、她的獲利能力、她對員工生涯成長的許諾，已如強弩之末缺乏感動，員工每日行走於企業之內，多的是行屍走肉，如同拉撒路一樣，從眾人的眼光看，拉撒路已死亡多時，能讓他活過來的只有靠耶穌的呼叫了。二千年前耶穌的呼叫，具有上帝的權柄，擁有極大的盼望，才使拉撒路死而復生；今天台灣製造業所能等到的呼叫，是全球品牌的經營嗎？今天我們有Acer，明天是否會有更大更美的BenQ呢？但別忘了過去我們也曾有過Kennex的由炫而寂；還是全球規模呢？就如謠言所傳的，廣達併入鴻海吧！成就年營收六百億美元的格局，是否就能超越得過今日Flextronics、Solectron、Jabil等世界級同質公司的痛苦呢？或者是全面三通經營中國呢？歷史一再證明，五胡也罷、女真也好、蒙古亦然，想經營大漢土地的外來經濟體與文化體，最後沒有一個不被同化吸收的，或許這才是回到原點，大家所樂見的結局！但我們都已同意這樣的思維嗎？還是一步步不由自主地走上這個結局呢？
拉撒路原也是兩腳一蹬、一死了之的，吹皺一池春水的倒是耶穌的呼叫，按聖經的記載研判，拉撒路以及拉撒路的家人，原也沒有期盼耶穌的呼叫會叫回拉撒路的生命的；看著群眾高舉道德的大旗，動不動以癱瘓台灣經濟作為道德至上的代價，有時候也會這麼想，管他是房龍的鐘樓，還是耶穌的呼叫，電視關掉、兩耳一掩，就由他去亂吧！不然難道要學班固投筆從戎？
( 本文由作者蘇元良執筆撰寫，記者陳慧玲整理，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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